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发布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7年)和中国百强县名单

张志和王小慧于2017年11月23日在北京举行了首届中国县域经济峰会论坛和中国县域经济报告(2017)会议。

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竞争力实验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共同主办,中国科学院协办。

同时,论坛发布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竞争力实验室副主任冯勇编辑的《中国县级经济发展报告(2017)》。

中国人民大学国务院副主席聂华汇主持了论坛开幕式。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杜熊志、中国人民大学国务院副主任聂华汇、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总编辑水皮发表讲话。

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杜熊志在讲话中表示,县域经济差异很大,发展条件不同,发展极不平衡。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我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更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发展不平衡和不足之间的矛盾。

其中,地区不平衡和地区不平衡也是不平衡的重要表现。

因此,县域经济作为连接城乡的研究对象,面临一个研究视角是非常重要的。

总编辑水皮认为,要了解农村,就需要了解县域经济。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治理一个国家是很难治理的。

当前,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对农村经济和县域经济有深刻的把握和认识。

中国人民大学国务院副主任聂华汇认为,从1978年至今,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从1978年到2008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这在我们的学术界也被称为“中国增长之谜”。

中国经济发展如此迅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各地区之间和各县之间的竞争。

虽然县小,麻雀小,五脏俱全,所以县域经济是研究中国经济的良好起点。

随后,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杜熊志主持了主旨发言。中国县域经济研究小组主要成员吕冯勇、邹华林、郭宏宇就全国县域经济发展形势、全国县域房地产清册分析、全国县域评价、百强县域名单等主题发表演讲,向与会者介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7)》的主要研究成果。

原则上,《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7年)从全国近2000个县域经济单位中选取400个样本县(市)作为分析比较的基础,依据的三个标准是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亿,地方财政收入超过10亿,50家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

构建了县域经济竞争力和投资潜力指标体系,并对2017年400个县(市)的经济竞争力和投资潜力指标进行了实证研究。

2017年,全国综合竞争力强的100个县(市)将分布在15个省(市),江苏、浙江、山东三省的100个县(市)将增加到67个席位。

江苏百强县(市)有25个席位,比上年减少2个席位,浙江和山东有21个席位,比上年增加1个席位。

其他:福建和河南各有6席,内蒙古4席,湖南和贵州各有3席,河北、湖北、广东和安徽各有2席,辽宁、江西和陕西各有1席。

在调查的25个省中,山西、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四川、云南、青海、宁夏和新疆等10个省被排除在100个县之外。

2017年,全国综合经济竞争力十大县(市):昆山市、江阴市、张家港市、常熟市、长沙县、太仓市、即墨市、义乌市、浏阳市、龙口市。

十大县(市)中有六个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其中,江苏省在前10个县(市)中排名前4和6,浙江省排名第8。湖南省有两个县(市),分别位居第五位和第九位,山东省有两个县(市)进入前十名。

其中,昆山的经济规模竞争力和县域经济公共财政竞争力指数最高,在经济结构竞争力和居民收入竞争力指数上已进入前十名。

2017年,全国有投资潜力的前100个县(市):各省县域经济投资潜力差异较大,安徽和苏北的投资潜力更为突出。

江苏拥有最大的100个有投资潜力的县(市),20个席位,其次是浙江和安徽,分别为17个席位和13个席位。

其他:山东、河北和湖北各有6席,福建5席,河南、湖南和四川各有4席,广东和贵州各有3席,江西、云南和新疆各有2席,重庆、山西和宁夏各有1席。

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青海没有一个县(市)进入有投资潜力的前100名县(市)。

苏北地区,尤其是南通和盐城,在百强县中有更大的投资潜力。该地区县域经济的投资潜力值得关注。

2017年,全国投资潜力最高的十个县(市):固安县、界首市、即墨市、胶州市、永清县、德清县、新津县、金堂县、博罗县、清镇市。

其中,固安县、界首市、德清县和新津县去年也位列前十。

投资潜力最大的10个县(市)仍然主要是距离核心大城市不到100公里的县(市)。

今年投资潜力最大的10个县(市)相对分散。与前一年相比,京津冀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席位数量有所减少。胶东半岛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有新的进入者,西南地区增加到3个席位。

研究发现,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县域经济增长继续下滑,但降幅也在缩小。

然而,以东北三省县域经济为代表的资源型和重工业型县域经济的下滑幅度更大,成为影响县域经济整体发展的重要不确定因素。

2016年,400个样本县(市)经济增长率为7.2%,比上年下降0.9个百分点,但西部地区县(市)经济增长率有所回升。

胶州市和海门市的国内生产总值首次以1000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加入俱乐部,会员人数增至21人。

消费方面,社会消费总体增长10.6%,下降幅度从去年的1.9个百分点缩小到0.6个百分点,中部略有下降,西部略有上升,相对稳定。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平均比重上升到35.0%,宁夏和陕西的最低比重不到10%。

在投资方面,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9.4%,从去年的3.6个百分点略有下降,降至3.4个百分点。

辽宁的样本县(市)投资出现严重下降,投资增长率相对于消费下降。

在公共财政收入方面,样本县(市)公共财政收入增长率为4.8%,与全国持平,但下降率仅为0.84个百分点,低于全国4.1个百分点的下降率。八个省的样本县(市)财政收入呈现负增长。

2016年,400个样本县(市)地方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9%,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

其中,中部地区县(市)公共财政收入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3%,比东部和西部地区低1个百分点左右。

人均收入方面,15个县(市)收入超过5万元,仅义乌就超过6万元。

浙江样本县(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45525元,比江苏高11296元,比山东高14790元。绝对和相对差距已经扩大。

400个样本县(市)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收入比为1.94,比上年下降0.02,降幅与上一年持平。

该报告指出,房地产高库存威胁着县域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房地产清仓已成为县域经济面临的紧迫任务之一。

该研究小组监测的130个县域经济体2016年的总销售面积为11266.1平方米,同比增长31.3%。

在受监测的80个县域经济中,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为每平方米5445元,同比上涨4.7%,中位数为每平方米4781元,同比上涨4.8%。

主要表现为:第一,大城市周边的县域经济和发达经济圈具有较强的房地产清仓能力,风险在于无限制地增加供给。

第二,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房地产存量存在周期性机会,但长期发展最终会使房地产存量难以消化。

第三,房地产价格的周期性波动对房地产去库存化有重要影响,这在短期内有利于去库存化,但在长期内对去库存化有抑制作用。

第四,房地产在县域经济中的存量将继续分化,而县域经济目前抓住机遇大力推进土地可能面临新的高存量问题。

报告发现,县域经济的贷存比差异明显抑制了部分县域经济的发展。

2016年底,研究小组监测的200个县域经济体的贷存比平均值为0.71,接近全国贷存比0.72的水平。然而,贷存比的地区差异非常大,最高可达1.28,最低为0.25。

主要研究结果如下:贷存比,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相对较低;贷存比相对较低,这是一个企业效益好、外资活跃的县域经济。作为家庭存款占总存款比例较高的县域经济,贷存比较低。作为州或地区政府所在地,县域经济的贷存比相对较高。

县域经济的贷存比差异反映了地区间金融资源的转移和接受。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但也可能导致一些地区对资金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对该地区的经济活动产生重大抑制作用,并导致区域间不公平的发生。

主要建议:对存贷比的区际差异进行适当调整,促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高,如规范市场主体的财务活动,更加重视增信机制的构建;鼓励多样化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打破全国性金融机构的信贷垄断地位;改革信贷制度,划定资金跨区转移比例上限;增强金融信贷管理能力,提高存贷款本地转化的效率。主要建议是:适当调整贷存比的地区差异,进一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如规范市场参与者的金融活动,重视信用增级机制建设;鼓励建立和发展多元化金融机构,打破国家金融机构的信贷垄断;改革信贷制度,划定跨地区转移资金比例上限;加强金融信贷管理能力,提高地方存贷款转化效率。

报告指出,从产业演进的角度,结合其背后的驱动力及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阶段:供给短缺和低成本时代的县域经济(1978-1992)、产业集聚和市场扩张时代的县域经济(1992-2002)、内外部共同繁荣时代的县域经济、投资驱动时代的县域经济(2002-2008)、产能过剩和产能过剩时代的县域经济

现阶段,县域经济和国民经济一样面临转型升级的阵痛。靠近大中城市、容易接受人口和教育资源辐射的县(市)、交通区位较好、要素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县(市)、产业基础和制度优势较好的县(市),很可能在未来引领中国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和发展。

报告称,在国民经济仍处于低迷阶段的环境下,大多数经济高速增长的县(市)依靠外资企业数量的增长。

一些靠近省会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县(市)拥有独特的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规划某一方面,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具有很大优势。

报告认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应鼓励一些县(市)通过户籍改革促进劳动力出口,实现农民工的安置。进一步加强区域协调发展,在中西部地区培育更多具有辐射或带动能力的区域增长极;重新审查区域发展政策,防止优惠政策变成歧视性政策;进一步提高产业转移与地方经济的融合程度,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我们将继续改善商业环境,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副总编辑李爱明在新闻发布会上主持了圆桌讨论。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杜熊志;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聂华汇;新闻发布会总编辑水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傅晓东;温玉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社会人口学院副院长张姚俊;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综合系副主任王洪菊等专家学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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